第6部分

种公共需要——那么，各种各样的无家可归的吸引力将大减。在保存完好的社会秩序中，市中心不会涌现微小的目无法纪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毁灭行为，很多人就不会堕入这样一种命运的诱惑。

我们错误地看待无家可归问题的每一部分——谁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怎样沦落到那种地步，对他们的困境我们负什么责任，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把疯子扔到大街上不管，这种自由是在取笑他们。我们对疯子欠缺同情，我们把同情不加区分地滥用到正好看起来像他们并和他们站得很近的人身上。如果我们的公共场所被劫持和掠夺，那样做有助于减轻我们隐约感到的内疚，但不能认识到问题的焦点所在。如果那样做侵蚀了社会秩序，我们——内疚的人——让谁为此负责？

以上谈的已足够多了。该是停止欺骗我们自己，清除貌似有理的自由带来的混乱的时候了。第六章牺牲穷人

性革命、反文化，所有这些促进富人解放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使我们行为及价值观与信仰转变如此之大，以致在它们发生时，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文化历史中某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出现了，改变了美国人的灵魂。相比之下，我们通常认为“文化革命”的其他部分，那些旨在解放穷人的部分，是纯粹的政治现象，如通过民权法案、登记选民、改良学校、划分行政选区等等。但是，所有巨大的政治变革都是从信仰与理想的早期转变中产生的。

甚至在反文化来临之前，在美国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贫穷根源、穷人与社会其他阶层关系的观念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我们革命化的关于对极贫的认识与了解；使我们为他们修建了禁锢他们的一座监狱，将他们囚禁在贫穷的命运中。尽管出于仁慈和人道主义的目的，我们给予穷人的都是禁锢和枷锁。

富人新文化中的一个中心观念最为有害，即穷人是牺牲品，贫穷就是受迫害的证据。因为通过劝说穷人，说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或者纯粹是巨大经济和历史力量将他们压到社会底层的不幸的被玩弄的人时，我们使他们变得消极、被动和充满怨恨。出于豁免他们无需为他们处境而负责任的慈善心理，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个人责任感、控制感和自由感，而没有了这些品质，没有人有能力振作起精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大萧条使知识分子担心资本主义制度上的某种东西可能确实出现了问题，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但一直到60年代，这些想法才开始渗透到大众文化当中来。

通过文化体系把穷人再定义为牺牲品，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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