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分子。他们也不再相信犯罪分子是受害者、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惩罚等一派胡言。

序言受到了驳斥

福利改革对于那些社会广泛认同的理念也起到了分化作用。1996年新福利法案通过伊始，就连向来以冷静公正著称的参议员丹尼尔·派屈克·莫伊尼罕都预计将会出现大量的申请福利救济的穷苦妇女和饥饿儿童，但是这种情形根本没有发生。相反，全国领取福利的人数下降了40％以上，因为许多曾经依赖福利的母亲都找到了足以养家口的新工作。大家曾经信以为真的正统理念又一次受到了驳斥。真的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吗？城市居民可选择的工作都太远了吗？实践证明恰恰相反。

诚然，有人批评朱利安尼是用“盖世太保的手段”去降低犯罪，还有一些反对者期待着看到经济衰退时饥肠辘辘的儿童会重新涌上街头——给十年哪怕更长的时间他们也都会反对福利改革。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这些政策导致了彻底的文化变革。绝大部分纽约人（还有那些效仿纽约反犯罪措施并取得成效的其他城市的市民）都公开表示不再相信“文化革命”提出的有关犯罪和罪犯的理论。有的即使没有公开表示，私下也已经不再相信。没有谁愿意回到犯罪失控的年代，那时许多人都以为纽约没有希望了。现在犯罪分子和潜在的罪犯也改变了态度：他们都知道警察已经张开了天罗地网，民众对于打击犯罪也越来越支持。他们愈来愈少听到人们把罪犯称为可怜的受害者或是有气概的叛逆分子，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无法继续自命不凡。但是确有许多流行音乐歌手仍在苦苦地鼓吹不法之徒的魅力。同其他人一样，下层阶级的民众也是根据头脑里的理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犯罪数字的减少反映了他们态度的转变。

对于福利来说也是一样。在90年代，美国人愈来愈不喜欢这一制度，因为把劳动视为一种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但此前福利显然成为了下层阶级谋生的手段和失败的社会病理学所开出的需要终身注射的药剂。任何时期街上都有饥肠辘辘的儿童。看到过去申领福利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劳动大军，而且报纸上还说他们中许多人在境遇改变之后变得非常乐观，福利和福利的受益者、贫穷和对穷人的同情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日益扩大的文化群体正向下层阶级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人是应该劳动的；劳动是体面的事情，无所事事却不然；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没有相应的权利。津津乐道的传闻最终引起了城里人，特别是年轻妇女的世界观的巨大变化。

从“文化革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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