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因此也只有通过精英文化才最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我错了。从乔治·麦克唐纳转变的心路历程来看，必须贴近社会实际和平民百姓才能了解社会。美国已经对60年代精英文化提倡的价值观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比如说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放松了福利政策、迅速进行了性观念的革命、把大学变成了新文化的研究场所等等，从上到下，用实际行动对新理念加以确认。这一切造成了切实的显而易见的后果：下层阶级的大量犯罪、粗暴行为、脏乱差等问题使得城市变得不适宜居住；“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这一风气拆散了许多家庭，造成了许多儿童由于缺乏关爱而自毁前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以一种少谈理论的务实方式治理与下层阶级有关的破坏性现象，但仍未能触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文化革命”本身。这种修复工作至今为止有两个里程碑。一是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从1994年开始在这个“谋杀之都”展开的打击犯罪的运动；二是1996年通过的联邦福利改革法案。上述运动及其结果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所推崇的大部分理念，这是《梦想与梦魇》一书最后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鲁道夫·朱利安尼上任前一年，纽约市发生了2240宗谋杀案；公共住房计划由于彻夜不停的枪声而告失败；盗车风行。纽约人回家途中不得不经过闹哄哄的街区和充斥在大街小巷甚至公园里的毒品市场，到家之后必须用三重门锁才能保护自己公寓的安全。朱利安尼上台后立刻展开了积极的新式执法，打击那些妨碍生活质量的过度噪音、涂鸦、卖淫、街头毒品交易和咄咄逼人的乞讨等行为。如果当局不对这些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势必造成公共场所无序、守法公民受到威胁和恫吓、有潜在犯罪企图的人蠢蠢欲动。朱利安尼的警察部队最终摧毁了所有毒品黑帮，清理了诸如围墙和非法汽车拆卸厂等犯罪分子的活动场所，并且不遗余力地收缴街头的非法枪支。

1999年便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严重犯罪减少了大约一半；谋杀案降低了68％；纽约变成了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不再心存恐惧的纽约人夜晚也走出家门，成群结队地涌入戏院和餐馆。过去被纽约的暴力和无序吓跑的游客再次蜂拥而至。这些切实有效的成果粉碎了“文化革命”的所谓正统观念，即在没有根除不平等和种族主义两大“根源”之前，社会无法减少犯罪。亲身体验自己生活质量提高、亲眼目睹城市由于公共秩序的恢复而焕发新生的纽约人难以继续接受那种正统的观念，即应对犯罪负责的是“体制”而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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