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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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梦魇》这本书首次提出，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种族主义、失业或缺乏福利制度造就了下层阶级。我并不是说犯罪分子代表了“贫穷文化”或“贫民区文化”，问题在于文化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司法界、新闻界、基金会、教会等精英组织的领导下，美国文化经历了一场革命，从而改变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其中也包括对贫穷的根源的看法。当这些新的理念被穷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穷人认同的时候，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新文化理念忽视个人责任和自我调控，否认成功需要耐心。与此同时，新文化向穷人鼓吹自我放纵——“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但是，实际上穷人比富人更犯不起错，一旦犯错结果往往就是灾难性的。由这些新理念产生的社会政策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灾难。

1993年，上述观点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热门话题。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都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几代人持续贫穷势必有经济上的原因。其后几年里，我的文化决定论改变了许多人的信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志问鼎白宫的乔治·W·布什先生。他的政治战略顾问最近向新闻界透露，《梦想与梦魇》一书“是州长看待政府作用问题的指南”。甚至反对本书观点的两大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包括查尔斯·莫雷和威廉·朱利叶·威尔逊，也都开始认识到了文化在形成下层阶级方面的巨大力量。

其中最有教育意义的转变发生在多伊基金会主席乔治·麦克唐纳身上。众所周知，1993年他曾经积极地为无家可归者呐喊。在一次电视辩论中，他大力宣传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即无家可归者都是缺乏同情心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只需用住房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后来的岁月里，那些熟知无家可归者境遇的人使麦克唐纳改变了原来的观点：经过对庇护所里的房客进行调查，他发现五分之四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瘾君子；他们的问题不是住不起房子，而是源自自我毁灭的行为；这些行为恰恰是由一种能向他们提供住房、衣食救助和同情的文化所造成的。他最终认识到，无家可归者需要的是周围的文化向他们传递一种自食其力、处事冷静、注重个人责任的信息。依据上述原则，他随即对无家可归者展开了名为“做好准备，下定决心，必能成功”的拯救运动。可惜该计划在美国电视辩论中受到了强烈的抨击。

〖1〗00〖2〗梦想与梦魇〖4〗〖3〗序言〖4〗00在我写《梦想与梦魇》一书的时候，我曾经认为既然是精英文化导致了某些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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