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

放行。虽然如此，我的心，仍然是紧紧的。

后来收到舅父来信，说在我的去信还未收到之前，沙县林业局的两个年轻人，已先行到福州安慰他们。六月一日，舅父还到沙县林业局一趟，询问为什么五一之前未能将我领出去？

他们安慰我舅父。说是他们的准备工作没做好，请放心。“你外甥迟早会回来的。我们正在抓紧。”

10

1979年的“双抢”开始了。

大号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感到希望渺茫。因此对这一年的“双抢”不热心。中队干部普遍认为，这一年的“双抢”抓得很吃力。中队长特别焦急。他一天到晚蹲坐在田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可顶两三个人用。他甚至亲自下田割稻、插秧（这是我在农场九年多的时日中，从未见过的），但纵使他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对付得了全中队三百多亩水田呢？干活还得靠犯人！

眼下的犯人，不少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长乐林震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干脆躺在地头的草地上，任凭李生产怎样催促，都不理不睬。李生产无奈，只得嘟着嘴向廖干事反映。说林震不干活，罢工。林震却出语惊人：

“我就是不干。你能因此增加我一时一分的刑期吗？我的刑期是以判决书为依据的。刑期一到，自然会有人放我回去的。干与不干，都耽误不了。”

眼看着收割进度太慢，翻地耙地就要受到影响。中队长、廖干事把我、李生产两个组长，以及保管员陈殷盛、长乐的马依水等，召到大号里的小会议室去。我头一次看到管教干部因为生产进度问题，处于征求犯人意见的尴尬境地。我了解犯人的心情。因此自告奋勇，从晒谷坪下来，组织一台打谷机组，和李生产的一台机组，先期抓好收割工作。人员由李生产挑选。他选了六个人之后，余下的、他认为最不听话、最抵抗改造的，都留给我。其实，他留给我的，都是最年轻、劳力最强的。在他们当中，我只能算是半大老头了。

我对他们进行了“战前动员”。我说：

“你们改造不改造，不是我关心的。我只要求你们争口气。我们这一机组，一定要在每日打谷的总量上，超过全中队的任何一台机组。我知道，你们完全有能力。在我们机组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允许你们下午提早收工，回大号休息。”

“你说话算数？”林震、郑二担、刘必达他们说。

“绝对算数！遇有干部责问，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

“行！为朋友两肋插刀，死而后已。我们一定为你争气！”

第二天一大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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