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英文文法法网恢恢,以法治言,极其严谨、繁复、绵密,也许体现着英美人逻辑实证的文化传统。而中文似乎更适合直觉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也更简练直捷。这些判断即使出于名重资深的大专家之口,恐怕也还是过于冒险了一些。
英文的词性变化特别方便,~ing可沟通动词和名词,使之互相转换;诸多动词带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词;再加上~ly,又成了副词;加上~ment或~ness一类,则成名词。词际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强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译。比较起来,中文的词性限制就僵硬一些,词性的活用因无词形的相应改变,也视之为不那么合法的“活用”而已,屡屡被某些语法老师责怪。近年来好些作家热心于一词多性,如“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天蓝蓝地胶着背”;“一片静静的绿”(引自何立伟的《白色鸟》)。这就是把形容词分别动词化,副词化以及名词化,类如某些英语词后面缀上~ing或~ly或~ness时所取的作用。“(某老太太)很五十多岁地站在那里”(引自徐晓鹤《竟是人间城廓》中写人倚老卖老的一句),更是把数量词也形容词化了(换一种文法来说则是副词化了),同样是突破词性限制,力求与英语的词法优势竞争。只要这类试验更能达意传神而不是瞎胡闹,我都以为没什么不好。
与此同时,西方语言也在徐徐向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靠近,比方英语中的修辞限制成分有前置倾向,德语中有“破框”趋势等等。
但形成全球统一语言的目标恐怕尚十分遥远,是否可能,也基本上处于根据不足的空谈之中。语种纷繁各异,其长短都是本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先于作家的既定存在。面对十八般兵器,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来凝定自己的思想情感,自然要考虑如何扬己之长,擅刀的用刀,擅枪的用枪;同时又要补己之短,广取博采,功夫来路不拘一格。
语言不光是形式,也是内容。用“女子”、“女人”、“妇女”、“娘们”虽表达同一个woman的内容,但语感很不一样,也寓含了很多意义,也是很内容的。旧的语言研究重在语法,忽视语感,这是理性主义给语言学留下的烙印。如果说语法是理性的产物和体现,那么也许可以说,语感(口气、神韵、声律、节奏、字形、上下文构成的语势等等)则充盈着非理性或弱理性的感觉辐射。如果说语法更多地与作者的思想品格有关,那么语感便更多地与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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