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隔着马路,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碰上他。
算了吧,我怕碰上熟人。
6月30日,星期一,我披头散发去上班,宛若大病一场。我接到电话,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一模一样的照片。
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活鱼”。
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内幕”,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理由是,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
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其间,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我给主任打了电话,向他承诺,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其间,我数次拨打“蝈蝈”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变成了“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我的心悬了起来。
我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扫雷”,每一次,我都被地雷炸死。我的心情越发灰暗,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王处总算下班了,约了个地方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聊。这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事实上这个案子与他关系甚微,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把自己扯到案子里去。他暗示我,他本人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我捉摸着我需要的新闻素材已经差不多了,就想尽快结束这场他一个人独白的枯燥饭局。
我莫名其妙地就提到了“蝈蝈”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
王处翻了翻白眼,很肯定地说不认识。
我提到了“四哥”那个案子,处长又翻了翻白眼,说有点印象,是个小案子。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只是个小案子吗?我记得,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还做了新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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