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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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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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他发现有些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珈。用他的话来说,瑜珈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有饭吃了,大体上能吃饱了,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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