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子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比方他现在已经到欧洲了,是面对着西方的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的改写:弟弟是一个叫“马劳社”的地下组织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经及时摘除);这个组织多年来有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多达millions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把数字随便加几个零脱口而出,往大里说);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政治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闹不清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最后,他竟然自称是“马劳社”这一组织当年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次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国内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下面是他说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西方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西方家庭妇女大擦眼泪大动悲情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说到的《圣经》——他说手中这本《圣经》是弟弟在牺牲前留下的惟一读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不论睡哪里都要枕着它,以表示对弟弟的怀念。这真是让我好笑,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汉民不会读《圣经》,那本小书肯定是他从哪个旧货摊上花几角钱人民币买来的——他花几角钱就可以赚来欧洲家庭妇女的哗哗眼泪。
记者看来接触过中国的一些资料,居然问到肖寿青(肖眼镜)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问到汉民当年在银行前面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银行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指令下制造了这一事件,嫁祸于我的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很想找汉国查证他这样说的根据,不过很不容易找到他。电话打到他的音像公司去,对方说他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电话再打到总公司去: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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