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至于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暴行发生之后在一片焦虑和惶恐之中得出的结论。科伦拜恩事件发生后,许多惊恐万分的观察家纷纷在新闻媒体上疾呼:“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人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剧变,但是直至今日人们才开始考察这些变化对美国各阶层的下一代会造成何种现实后果——当然这也是为了美国社会的未来。
序言邪恶影响
我在《梦想与梦魇》最后一章里指出了这些后果。我想通过全书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化革命”包括截然不同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寻求赋予黑人平等地位;二是寻求个人解放,特别是性解放。我还要指出的是,这两方面都会愈走愈极端,并最终形成一种既不能净化年轻人的灵魂,又不能为他们指明生活意义的文化。这些趋势在“文化革命”开始几年后逐步强化,对年轻人的邪恶影响也日益严重。
“文化革命”的政治层面导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风行一时。年轻人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真善美的理念,而这些正是人类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和奉行的标准。在这场被误导的运动中,黑人和所谓受害群体独有的传统美德及其衡量标准都被一扫而光。家庭是最基础的培养个人性格的社会组织,但个人层面的性解放却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因而成长在根本不安全的环境之中,缺乏自我意识。由于他们的父母(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继父母)也投身于盛行的相对主义之中,因此他们给下一代的道德指导少得可怜。当年轻人进入青春期及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发现“文化革命”后的两性关系非常混乱。这个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满意的领域开始变得麻烦多多。曾许诺会带来更多欢乐的“文化革命”结果却是减少了人们的欢乐。
1993年的时候,我曾非常同情那些80年代成年的人们的境遇,当时“文化革命”风头正盛。我后来发现,造成这批人困境的文化潮流在90年代初竟然愈演愈烈。于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代年轻人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90年代孩子们的虚无主义、他们身上穿着的画满恶梦的T恤衫和他们口中传唱的讲述暴力和死亡的流行歌曲把我带回到了过去。特别是科伦拜恩事件之后,大部分美国人都被带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能够回答《梦想与梦魇》一书的中心问题的年代——“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后果是什么?人们对此所持的明显批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认真的修复工作很可能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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