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多月,仓山公安分局正式将我逮捕,仓山检察院立案,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六个月。我宿舍里所有的书籍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来信和毛主席照片,都不知去向。
判刑后的第二天,谭干事带着号房钥匙,老态龙钟地来到我关押的那一间房,点名让我出来,将我送到东门水头劳改队改造。
在水头监房不到一星期,约有40名人犯被点名出场。由专职干部和武装带领,组成一个板车运输队。为劳改队联系业务,创造经济效益。对我们的报答是:提高粮食定量、放松强制管教。
我们这一批犯人,到水头村租用民房安营扎寨。由一位熟悉市区的老犯人,东奔西跑地联系搬运业务,并在每天清晨出车前,将提货单交到每部车头的手里。
我们三人一部硬轱轳木板车。一个当牛头,两个帮手。所干的都是一般搬运队不愿接的笨活、重活。运的都是大型的机器部件,厚重、大块的钢板等,由于收费低,活儿接连不断。装车的时候,我们往往几部车的人手一起合作,单部车是根本无力装车的。而且,无论是装车,还是途中,特别是上下坡,危险性都很大。有几次都险些出事故。对家在市区的人来说,这种相对自由的劳动改造,可以在白天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伙伴,偷偷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晚上11点归队,都不会追究。但对无家可归者,则不是什么很好的差事。因为,在他们的同伴去约会的时候,他们只能绻缩在街头,在厂区、在车站,独自伤怀。
这一段时间,虽然有每月60斤的定量,但油水太少,又干特别粗重的活,早出晚归,依然是饥饿难忍。有亲属的,借机到亲属家里取些钱粮来贴补。我虽然也回舅父家去,并不能得到什么帮助。有一个同伴,则趁中午休息的时间,衣衫褴褛的到味中味等饭店去,转一圈出来,然后向我们夸口,说他今天家里给了多少钱、多少粮票,刚刚在饭店吃了什么什么菜,一碗多少钱等等。真是苦中作乐!
当时,市面上物资特别匮乏,一碗清水海带汤一角钱,也要排队。在我们去火车站东站的路上,有人将桃树上割下的树胶,煮成酸辣汤,一碗也卖一角。虽然明知吃了对肠胃有害,还是有不少人争着买。但只能偷着卖,因为是“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行为。
六个月的刑期超过了几天,干部通知我回水头去。我领了释放证,带着简单的行李,没有人来接我,自个儿回舅父家去。当天上午,就去洋中派出所报了户口。所长找我谈了一席话,自然是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的话题。
我觉得,有些话似乎说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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