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是小倪叩门,立即从上铺下来去开门,果然是她。她满脸带笑,芝麻坑也变成了花蕊。她手里带着缝被子的针和线,说:
“我把针线都带来了,怕你没准备。”
“谢谢你!”我深情地望着她,逼得她低下头去。
毕竟是上海人,在阁楼小空间住惯了,自然养成了许多应对小空间的本领。她不用在走廊上铺草席,就着下铺窄窄的单人床,将被里、棉絮、被面,折叠成一半一半,先缝一边,然后再缝另一半。很快,整床包被在她的巧手下缝好了。我自始至终都认认真真地看她操作,一床被子在她的手里就象摆弄小物件似的。缝好了,她咬断线头,将余下线尾的缝衣针别在胸前。她回过头来望着我。我也直直地盯住她。她羞涩地低下头,两手轻轻地搓着,似乎在想:“我有如此的缺陷,他还直直地盯住我,一定不会嫌弃我。”
我将叠好的被子递到上铺,仍立在她的身边。我拉起她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手背,试探地说:
“倪,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吧!”
“好吧!”
“什么时候?”
“你决定吧!”
我去台江的文艺剧院买了两张戏票,演的是闽剧《靖边记》。这出戏,到底演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她就更不明白了。但我们能够如此紧密地坐在一起,让我始终拉着她的手,抚摸她的手背,心里感到十分的满足。既然看不懂,我们就提前回厂。正如相声演员马季说的,五十年代的人谈恋爱,是“各走一边”。我们怕路上遇上熟人,在万寿桥上就开始各走一边了。一个在桥东的人行道,一个在桥西的人行道。一直到厂区,也没有走在一起。虽然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心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我们在不同的倒班中,还时不时地会有相聚的机会。那一天晚班,我们又遇上了。车台前十分平静。小倪也只有一个人当班(另一个请假了)。忙完了活,我们紧紧地坐在一起,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只有头顶上的三五牌的名挂钟,在的达的达地计算我们平静的脉搏。我们在临门(其实是二楼的落地大窗)的方桌前坐下,将台时记录本的背面翻过来,各人取出自己的钢笔,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流心声。
我写:“前面游来一只大白鹅,”
她写:“后面的母鹅叫哥哥。”
我们彼此露出会心的笑,还交换了钢笔。
今天的岗位对手赛,正好我们又相聚了。而且又是夜班。我不停地调整打浆机的飞刀,需要即时了解纸浆质量的进展情况,那就要对纸浆进行多几次的测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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