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校长掏腰包。
为了不耽误做工,舅母每天凌晨三点半,披衣来到我的床边,揪住我的耳朵,使劲拽醒我,叫我起来纺纱。我要花四个小时,纺完一板纬纱只,大约50粒,才能吃早饭去上学。中午、下午放学后,除了快快地吃饭之外,都是纺纱。晚上至少九点半,最迟十点多,才能上床。第二天又是三点半起床。
我既没有时间温习功课,也没有时间做作业。不多的作业,就在课间的点滴时间做。我的功课,全靠上课认真听讲。上课的时候,我几乎是瞪着眼睛望着老师,恐怕漏掉一点一滴。所以,在全班近50名同学中,不管是半期考试、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第二到第六名之间。
有一天凌晨,舅母自己睡过了头。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她立即披一件上衣,下身只穿裤衩,露出皙白的双腿,跂了皮拖鞋,急急忙忙来到我床边,特别使劲地揪我的耳朵。我被痛醒了。虽然今天多睡了一个小时,但对平时缺眠多多的我来说,这一小时仍然于事无补。所以,耳朵被揪得特疼,仍然似醒非醒,睡眼朦胧。我连连打了几个阿欠,穿衣下床,拖上木屐,巴哒巴哒地下楼。
木屐的巴哒声把舅母吵烦了。她在床上大声阿斥我:
“把木屐脱了!白天还想穿呀?”
我把木屐脱了,放在楼梯的起步处,赤足去纺纱。
这一天紧追慢赶,到完成定额,已经八点以过。舅母起来了,吃过了早饭。来到我身边。说:“别吃早饭了。快上学去吧!”
我立即背起书包(那是“奶奶”用舅父提供的薄毛毯布,在手摇缝纫机上扎出来的),急急忙忙上学。
一到教室,我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其实并没有睡着,只是又饥又饿,乏力虚脱罢了。老师讲的课,我都听着。想坐起来,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听老师对我的同桌说:
“你推推胡振铎同学,叫他别睡了。注意听课。”
同桌推了我几次,我实在打不起精神,试着直起腰,又趴下了。老师不再催我的同桌,说:“算了吧!下课后,你想办法把他弄到我的办公室来。”
下课后,同学们都出去了。同桌费劲地弄醒我,我跟他一起到办公室去。
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我很少说话。心里有事时,更是惜字如金,轻易不开口。老师想了解我的情况,只能由她“出题”,我来“选择”。
老师问我“是不是舅母打你了”,“是不是昨晚没睡好”,“是不是今天起得太早了”……最后问到“是不是没吃早饭”?我终于点了点头。这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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