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是白人,很少看到东方面孔。
于佳在位于缅因州波特兰的一家私营地质研究机构做博士后,peter先行回国之后,已经申请了位于波特兰附近的一所文理学院的教职。左思安插班进入当地一所公立高中,成为整个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她早以适应相对的孤独状态,并不觉得这种与他人不同,缺乏交流的陌生环境难以忍受。只是她仍旧卡在语言问题上,像她这样才读完高一的学生,到美国后一般都会选择从十年级读起,但于佳看过美国高中的数学课本,觉得程度浅显,对也读过国内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讲,根本不成问题,再加上左思安已经在初三休学耽搁了一年时间,便要求她直接进入十一年级就读。
十一年级是美国高中阶段最紧张的一年,理科方面,左思安在国内打下的基础算得上扎实,就算尚可听的半懂不懂,也还不至于有太大问题,她最觉得头痛的就是英语与社会学,英语课指定的阅读范围几乎是她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而社会学涉及的美国社会政治形态于结构更让她如同云山雾罩一般无法理解。而且美国高中教学很多采用讨论方式进行,一堂课下来,她努力理解别人的发言尚且力有不及,根部无法加入进去,加上她性格内向,也不喜欢参与争论,主动表达观点,学习上的压力变成心理压力,她的失眠变得更加严重。
于佳向来在学业这件事上对人对己要求一样高,意识不到存在压力这回事。她认为学习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付出努力来解决,而左思安的问题在她看来是努力程度不够,没有树立目标,没有进入专注学习的状态而已。
她一再提醒左思安,到了十二年级,就要开始面临申请大学,如果想成功申请到好的大学,必须更加用工才行。左思安没有向母亲解释求得理解的习惯,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只能苦苦撑着。
到时定期过来的peter注意到了左思安的精神状况不对,但peter按美国人的观念,认为左思安的问题是心理创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她处于封闭状态,无法与周围建立有效交流,左思安对他的冷漠更是让他觉得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他与于佳谈起这一点,于佳跟国内一般学理工科的人一样,照例对一切缺乏证实的学说将信将疑,听到peter建议让左思安看心理医生,顿时皱眉:“小安只是内向,哪至于有心理疾病要看医生。”
peter笑道:“我知道你们的问号忌讳谈心理问题,但人人都需要帮助,看医生是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不可怕。我当年离婚后十分沮丧,看过两年心理医生才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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