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部分

人里也不全都是那些只会空口白话，瞎说蛮干的人。可这些人却非要闲在一边儿，他当然不乐意了。在疆域方面，他希望能够稳步的平定天下，但在人心方面，他是希望越早越好。

所以，社会科学研究院这个机构就由此而生了。

而楚钟南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则是因为黄宗羲前不久提出了一个论点：“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意思是说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这一番论调指出了一个赋税制度的怪圈。而由此，也显示出了黄宗羲对对封建王朝赋税制度研究的深入与系统。而他的这番研究，也恰恰是楚钟南希望读书人能够去做的。

所以，楚钟南要把黄宗羲这些“闲人”给拉出去，扔到社会科学研究院，好生的研究这些有关社会的问题。一来望这些人能够真正的学习研究一些有用的学问，并带动一批人；二来，则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社会科学研究院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能像后世的那个社科院一样，成为国家政策制订的重要辅助。而第三，则是楚钟南想到了当初在法国的时候，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成立的法兰西皇家学院里不就是聚集了众多在各个学科里的重量级人物么？既然法国有，中国自然也不能落后。而社科院只是一个开始。

不过，楚钟南并有想到，自己这一时的想法居然会引起那样大的轰动。

祟祯十九年五月，钱谦益照楚钟南的吩咐把黄宗羲等人召集了起来，并且将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事务吩咐了下去，同时，颁布总理令，任命黄宗羲为新成立的社科院院长并将楚钟南琢磨了好久，又交由他润色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宗旨》亲手交给了黄宗羲。而黄宗羲等人看到那份《宗旨》，尤其是看到里面所指出的“不仅要积极承担国家各部提出或委托的经济与发展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还要主动研究新的社会变迁，提出相对的适应方法，指导国家政策……”之类的语句，居然一个个激动的不成样子。而在黄宗羲上任之后不久科院全因为本身地位的“超然”，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前来。而这些人中，居然不乏各地有名的大儒，以及一些年青才子。当然，按照楚钟南的建议而且本身就眼界奇高，同时深知社科院“责任重大”的黄宗羲是不可能乱收人的尤其是“社科院院士”更被楚钟南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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