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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