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
承审官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对“道学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假道学”。三代皇帝表面上对“道学”尊崇备至,但用人行政中,却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成天致力于“为贤作圣”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有些道学家,不注意力行实践,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样,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在家静坐不语,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还有的道学家,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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