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或有限君主，或民主政体是也。袁氏谓此种计画，已有人条陈，多数明达之人，皆极力赞助，不能轻忽置之，前星期以来，彼已时时审虑，刻仍正斟酌。惟刻皇室未及时而去，致生惧扰，或不免流血之惨也。余当时颇欲问萨镇冰所统兵舰，已全数悬挂革命旗帜，图攻汉。清军一事，摄政王对此有所感惧否，惟卒未诘问此事。袁氏旋复以戊戌政变事告余，此事前次袁氏曾作书致我，自为辩护，谓其举动，纯出忠君爱国之诚云云。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饶有意味。大隈为有名之侵华野心家，其玩弄袁氏之术尤丑恶，顾此其所言，自不失为金玉之言也。兹录《东方杂志》十三卷八号之节译文如次：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现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祛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章，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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