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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记靠在座椅上,想了想,说:“年轻,聪明,做事利落。她丈夫姓孙,做生意的,在省里有人脉。对她的事上心得很,不管是拉投资还是搞交际,能铺的路都给她铺了。”
高岭嗯了一声。
陈书记又说:“但有些人,路铺完了就停在路上了,有些人自己在台上唱戏,唱得比台子还高。”
高岭没接话。他当时觉得,一个女人,靠丈夫给她铺路,她再能干也有限。
他打小就是个情绪不多的人。
父母都是体制内的。父亲在区里的事业单位做技术岗,一辈子没升过职,也没想过升职。母亲在街道办管民政,每天跟老头老太太打交道,回家就做饭、看电视剧、织毛衣。两个人都没什么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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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家具是结婚时候打的,沙发套换过三回,电视机从黑白到彩电只换过一台,冰箱换过一台,别的什么都没添过。
高岭从小就没缺过钱,但也从来没觉得钱是个事。
他小时候问他爸:“咱家有钱吗?”
他爸说:“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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