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路面,当然这只是实验,在南方,水道航运的优势仍然是无法取代的,但在北方一些重要商道和官道则可以就地取材利用起来。”
冯紫英把自己前世中为官的一些经济上最粗浅的方略拿了出来,只是这个时代的技术生产力太过于低下落后,很多东西不可能照搬,甚至连“比较优势”这种观点也有些似是而非,但对于柴恪来说,却无疑是推开了一扇崭新的门。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造船的船匠,又或者一个冶铁的铁工,都是世代干这一行,你要让他们去种地或者做官,他们根本做不下来,甚至只会引发混乱,但同样让一个国子监学生去冶铁或者造船,他能行么?所以我才说要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发挥优势,才能让生产达到效果最佳,而南北之间这种情形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一句话,因地制宜,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实现最优化。”
柴恪算是听明白了冯紫英的观点,“那紫英你的意思是朝廷在其中就放任不管就行?”
“不,也不尽然,但朝廷直接干预效果并不好,还会容易激发矛盾,那么为什么不能以赋役来进行调整呢?举个例子,如果朝廷觉得苏州粮食种植太少,那么便可以以种桑麻需要交纳更高的赋役,同样在北地也可以鼓励种粮,种粮赋役降低,……”
冯紫英脑中的种种现代经济和税收调整来刺激和调适经济发展办法太多,一时间很难向柴恪解释清楚,只能在合适时候慢慢来向他们灌输和推动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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