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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我有伪造的身份证件，我也熟记自己伪造的身份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与带我来这儿的女人的关系很好奇我也回答了，不过这次说的是实话她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从哪里来，我最近去过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她们努力地以温和的态度发问，有时甚至很温柔。

然而，她们的伪善的语调骗不过我，因为要听出这种语调背后隐藏的怒气和攻击性，并不困难。她们像对一个小孩那样对我说话但转眼间又像对待一个被告人甚至一个公开的罪犯那样。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如今我不认为她们这种举动是出于单纯的怨或恨。相反，她们是对凭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lsquo;问题感到恐惧，她们做了要做任何事来尽快解决问题的准备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lsquo;是或lsquo;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lsquo;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lsquo;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lsquo;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 G?owiński,Kwardans sp?dzonyw cukierni, in e Sezony[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