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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供词，反使主犯得从容布置，以逃遁其罪，甚为非计。愿吾国民守镇静之态度，以徐观其后，公理不灭，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日也。[23]

时任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文事部主任干事及评议部副议长的徐血儿，也撰文提醒国民注意此项证据。他说：

先生被刺一案，外间测度主使何人，为辞不一，然多不可凭信，要当以本案所得证据为准也。现本案紧要证据已搜获多件，吾人于证据未发表之先，不欲意为之辞，然闻证据关系甚大，则吾人不可不注意也。吾人现在姑不问元凶首恶之究系何人，若证据发表，罪首已明，则当一是以法律为制裁之具；而国民对于元凶首恶，尤当与众共弃，决不容有一毫姑息之念，以贻民国无穷祸也。[24]

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从没有真正受到过研究者重视。最明显的表现是，当时所公布的53件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从没有被后来研究者注意过，而被研究者注意到的证据，则又因种种原因，鲜有准确解释。表11是以1913年印行的《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共53件）单行本为据，对一百多年来研究者利用和解释该项证据情况所做的统计。

表11 百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使用情况统计

表11 百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使用情况统计续表1

表11 百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使用情况统计续表2

表11 百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使用情况统计续表3

在表11中，《程应通电宣布之证据》刊登于1913年4月26日《民立报》，共撮要罗列函电22件。4月27日，该报又刊登《宋案证据之披露》，公布函电44件，并为其中21件附加按语。以上两篇文字成为后来研究者征引宋案证据最主要的来源。其中，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白蕉《民国初年有关大局之三件大暗杀案》、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等，完全照录《程应通电宣布之证据》。其他书籍和文章所用宋案证据，也大体不出上述两篇文字范围。其实，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报纸刊登过宋案证据，例如从5月初开始，《申报》分13次连载《宋案证据全录》53件，[25]《顺天时报》随后也分16次连载了《宋案证据全录》53件。[26]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53件证据，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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