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三十四章 众望所归

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

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

从五代丧乱之后，宋太宗专用士大夫，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

同时读书人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也由是萌发。

这点在苏轼、张载、程颐身上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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