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1931　年，美国最高法院丹尼尔大法官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必需，在此种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务，其私人生活无法与所从事之职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亦不存在。”公众人物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应该牺牲一定的个人隐私，忍受可能发生的轻微名誉损害。

有学者认为，“公众人物”的概念过于宽泛，所以认为这一条抗辩事由应改为“公务人员”，特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和窗口行业（如交通、通讯、金融、商业、服务业、旅游、文化场所等领域，特别是大型国有窗口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但不包括医生和教师）。

在对公众人物进行舆论监督时，是否采用隐性采访是要区别对待的。舆论监督的重点是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因其广泛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隐私范围因为掌握了公共权力而受到限制。“媒介针对公务人员采用隐性拍录这种较为极端的采访方式，具有较强的权利基础，比较容易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和窗口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窗口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而其他公众人物，尤其是名人明星，一般不是舆论监督的重点，在多数情况下没必要采用隐性采访的极端方式。　在西方对公众人物也是区别对待的，区分如下：

适用于各种目的的公众人物（如公务人员，对其报道基本无限制）

自愿公众人物（自愿卷入具体的公众争议的漩涡中心）

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

非自愿公众人物（偶然被置于媒介、众人关注的中心）

虽然目前公众人物的概念还未得到我国成文法体系的确认，但确定保护公众人物合法权力的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新闻界把握隐性采访的尺度很有启发。

在公开场所进行隐性采访争议较少，也有人指出公开场所的隐性采访并无必要，但某些被批评的采访对象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