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回首惊望的时候,他或者她会觉得寂静中隐藏着什么。
山里太静了。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永远没法讲出的话,只可能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知道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来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面前。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山里人连纠纷都常常由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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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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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见不得光天化日。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这些歌已经无法进入舞台,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凼。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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