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明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湮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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