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地方遇到他，你也许会相信他。在这儿，他焦虑不安的眼光让你停顿一下，当他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西部人认为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有病的表现，你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训练。

我见到他一年半之前，一个精神病援助项目成员发现斯坦恩住在纽约“河边公园”桥下，一点也不兴奋或吸引人，他用无数层的外套和帽子遮挡着世界的敌意。经过六个月缓慢地百般劝说，他从地洞搬到了办公室；又花了更多时间诱导，说服他看精神病医生。之后在服用抗病药品后，他的状况稳步改善。他的主治精神病医生说：“他脱下层层衣物就像他在除去精神病一样。”对他和对一般精神病患者一样，治疗不是折磨，而是提供急需的帮助。

确实，他仍不完全健康。确实，像多数住在圣·弗朗西斯之家的人一样，很多时间斯坦恩在附近的破败地方闲荡，搜寻空罐头瓶。他不是你将选择的生命，但至少是一个存在的人，远比他被救时的类似动物状态好得多。

在被救之前，困在衣物和帽子中的斯坦恩最直观、最令人同情地反映了无家可归问题。像斯坦恩这样的受病痛之苦、受到惊吓、需要帮助的精神病人正是我们讨论帮助无家可归者时，多数人脑海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浮现出的那些人。这个群体的许多人已经不住院治疗，绝大多数在1975～1987年间出了院。被收容的精神病人数下降了86万人，无家可归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但也许数量更多的是年轻的精神病重症患者，由于公民自由律师取得了成功，他们从未接受过诊断或药物治疗，更不用说住院治疗了。他们服用大街上垂手可得的毒品或暂时丧失幻听的烈酒，常常致使病情加重。

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共计10万～15万，是可以得到帮助的，斯坦恩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清楚的是，把无家可归支持者兜售的公共住房项目作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号方案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好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自由主义“革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的残破的精神健康保健体制，尽管政府年度精神健康支出达170亿美元，但从未到他们手中，他们需要能起作用的精神健康保健。

像圣·弗朗西斯之家这样提供治疗和监督起居的志愿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每位入住者每天只需14或15美元，很便宜，外加一周药费5美元。全美789个社区精神健康中心，重新确定实现最初目标的方向后，加上受到生气勃勃的救援项目的支持，能够照顾多数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可以获得药品，不用住院。仍然开业的州立医院可以长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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