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打得那些不认可的人落花流水。凡是反对这种文化的观点均被视为是过时的、非主流的、为当今知识和道德权威所不齿的。

当然，大部分人在仔细研究和分析了这一文化之后并没有全盘接受。参与这一时代思潮更多的是出于同情、赶时髦、未经检验的想当然和政治上的纠错愿望。其结果是，许多有钱人只是有保留地部分接受了新文化，有时甚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之相反的理念。于是新文化在触及到个人的时候受到了困扰：当它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许多有钱人便开始感到不安和不舒服。但是新文化的力量毕竟十分强大，以至于人们常常难以发表对它的反对意见。

第二，当有钱人询问他们对于穷人的境遇有何责任的时候，这说明他们真心想要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感到如果不去救助穷人就会自贬身份。他们常常会想，还能再做点什么？政治学家查尔斯·莫雷曾说过：“中产阶级的情感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但这与实际问题毫不相干。”

人们难以面对的一个进退维谷的事实是，大部分有钱人为帮助穷人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高尚和慷慨的动机。就像往进了水的引擎里打气一样，他们向穷人提供的帮助越多，穷人就愈不可能走向自力更生。问题不是有钱人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做了错事。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曾经无奈地说过：“只要人们不把事情弄得更糟，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是巨大的贡献。”

文化的力量巨大影响力

个人和群体所信奉的文化价值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才能最终决定经济条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由于新教注重个人和个人奋斗、真心希望世界繁荣，因此，新教的道德强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形成。最近有些评论家将英国20世纪经济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从19世纪开始在英国受教育阶层里产生的轻视工商业的文化心态。伟大的现代小说家V·S·奈保尔则用印度宗教文化所宣扬的清静无为和来世说去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会发展得如此缓慢。

托马斯·索威尔的《多民族美国》一书集中阐述了文化差异造成了美国各民族成功程度的不同。比如，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裔美国人认为工作比教育更重要。于是到了1969年，35岁以上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与其他同龄美国人相比所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他们很少拥有需要教育背景的专业技术或高级领导职位。尽管美国的许多亚洲移民初来乍到时一贫如洗，但是他们今天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足以说明文化对经济成功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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