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肯尼迪参议员的个人生活方式跟他的社会政策一样无可挑剔——都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

“文化革命”在它的两大努力方向上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混淆了自私与公益的界限。尽管开展了民权运动和反贫穷战役，穷人旧的困苦并未结束。相反，新文化秩序却在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中造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新的贫穷。它使人感到震惊和沮丧；它似乎应该属于破烂不堪、愚昧落后的过去，而不是现代化的美国；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种社会病症。本书认为，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顽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等等——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比如，我们很难让居住在贫民区里的15岁左右的青少年避免怀孕，因为整个文化——从摇滚乐到时尚的香水广告到阳春白雪——都陶醉在性的快感之中。不要忘了，在艾滋病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把性称为一种“休闲娱乐”。

更糟糕的是，在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摒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等，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社会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说过：“如果社会嘲笑那些能助你脱困的品德，那么你是很难摆脱贫穷的。”

我将在第六章至第八章里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新文化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新文化非但没有告诉穷人应该尽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因为是黑人才成为了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因此应该通过推动种族平等而不是个人奋斗来求得补偿。新文化还告诉他们，反文化运动抨击的主流社会的传统标准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