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肖冬云,你如果不去,你就等于见死不救了。赵卫东要真成了植物人,我也会替他恨你的。”
李建国赌气而去后,乔博士不看手表了,抬头看着肖冬云了。
他以请求的口吻低声说:“好姑娘,我知道你是特别仁爱的。也知道你是特别懂事的。别再怄小孩儿气了。快去吧,啊!”
肖冬云并非在怄气。她实在是觉得为难。在院子里扇了赵卫东一耳光,这事儿过去还不到一小时,她觉得简直没勇气面对他,也不知出现在他面前后该怎么劝他,万一他更加轻蔑地对待自己,自己可如何是好呢?但博士的催促,不容她再顾虑下去了。从前她觉得赵卫东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似的。甚至今天上午他的话语对她还有那样的魔力。但此时情况变了,似乎博士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她觉得博士的话语,才是她所熟悉“文革”中又渐忘了的一种话语。一种在异国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似的话语,一种属于人类的话语。博士除了在讲解他们的命运时,对她所说的话语外,句句都像糖水滴进干渴的口中。其实博士并没有企图通过自己的话语向她表明自己是一个温柔多情的男人。他基本上是以很平常的语调和她说话。只不过有时为了安慰她,必须把话说得温柔一些罢了。在博士,那一种温柔是责任,是义务,是起码的道义的要求。而在肖冬云,他的话语仿佛是天堂之国的语言,使她听了有一种受感动的感觉。因为,自从“文革”一开始,另一种话语成了时代的主流话语。它一出自“造反派”们之口即咄咄逼人,强硬得具有明显的霸悍的意味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冷漠的,目空一切的。在不一般的情况下,则便是呵斥的,气势汹汹的了。相对应的,产生了另一种话语。它是卑怯的,忐忑不安的,甚至是惊慌失措的,低声下气的。更甚至是罪人认罪式的,它是普遍的“文革”之革命对象们的话语。他们明智地那样说话,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儿。他们若逞一时之勇不那样说话,那么他们所沦的境地就更悲惨了。即使在革命“造反派”们之间,以及红卫兵们之间,只他们所配的话语,亦即第三种话语,也是表演性的。戏剧台词式的,起码不是自然的,是刻意的,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装腔作势的。仿佛彼此那样说话,乃是一种语言特权。好比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只有贵族才配才有资格说法语,哪怕说得语法蹩脚,也是一种身份的荣耀。成分问题,政治立场,划清界线或者“同流合污”,使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戚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同校同班同学之间,以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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