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因此,清朝对苛扰农民,足以亡国,引以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颁一道上谕:永不加赋。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后各朝,都能恪守祖训。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军费都出自国库,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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