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时候。因为他如果在场，肯定不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凭空想象，看手段，而要看结果。我就是抓住中队长的这一心理。

事实证明，经过我们灵活处理的秧苗，不但在劳改农场范围内，长势最好；就是附近农民也多有失败。当年早稻插完之后，我们的秧苗还有富余，支援了梁布大队和附近的农民。年终评审时，我得了二等奖，奖励一只军用水壶。

杂交水稻推广之后，我们不再实行书生气的密植，获得空前的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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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所用的晒谷席、扁担、箩筐、土箕、扫把等竹器，都需要更新添补。在秋收冬种之后，各分队会挑选十人左右，到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技术工破成竹篾等半成品，捆扎挑运下山，暂且寄存在我们投宿的农民家里，等待大型拖拉机来运送回去。

我两次被选进山，投宿的农民都十分纯朴，待我们很友善。当他们问及我们犯什么罪的时候，我们说是“反革命”。他们桀然一笑，说：

“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我们村里也有两个被抓走了，还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呢？”

说我们是“反革命”，我觉得十分可笑。我经常被差遣外出劳动，有时候都只有一两个人。但我们都能洁身自好，并没有违规的行为。而我更注重与群众的关系，每到一处，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借锅做了午饭，用了人家的柴草，吃完饭、洗好锅碗，抹好桌子、灶台，都问好水井在哪里，帮群众把水缸挑满。陈殷盛跟我配合最默契，就象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一样。我这样想，老百姓跟我们无怨无仇，我们为什么要去坑害人家呢？再说，做人都应该守本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这是千古的名训，一个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

由于我能认真改造思想，在劳动中都是积极肯干，得到干部的肯定，比较放心。经常派我外出就是明证。

我认为，不管我有罪无罪，思想改造总是必要的。在几年的劳改生活中，使我的思想不断净化。这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与我后来皈依基督教，是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呢？基督教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亏欠了神的恩典，原罪就进入我们人类的后裔之中。如果不能继续不断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诲，认罪悔改，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它们之间，总有一些因果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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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复出。平潭籍的林庆武老人说，他老家来信，大儿子正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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