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其中一人放下筷子给舒朗倒一杯热茶,面色带有不解道:
“二郎,我在家中听长辈说了你父当年的事迹,着实英雄年少,那可是于先帝有救命之恩的人物,本朝开国以来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有那么个父亲,明明可以在功劳簿上躺一辈子,哪里用得着跟咱们似的在国子学苦熬日子?也不知你家里如何想的,忍心送你来受这份苦!”
“正是如此,这三更起五更眠,一天到晚睡不醒,旬有旬考,月有月考,年有年考,以功课论长短,似我等功课不好之人一年到头在国子学就挺不直腰杆儿的感受,又有谁知晓?
我们是没办法,除了来国子学为将来某一条出路外只能混吃等死,可二郎你不同啊,你祖父母和先帝是何等关系,叫你祖母为你去今上跟前谋一份差事不是轻轻松松?”
这话当真是引起了一阵共鸣,在做之人全是学渣,和那些被先生们器重的优等生虽同在一个国子学,但完全是两个待遇,两个世界的人。
对这种挑拨离间,舒朗已经总结出了应对模板,翘着二郎腿一脸忧伤道:
“道理我都懂,问题是谁敢跟我祖母说这事儿?”他眼神扫向说话之人:“你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