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豪爽坦率,喜欢谈话。他们对自己想到上海的意图,并不保密。但他们愿意和“西洋弟兄”保持和睦。已经调到苏州以东地区的几支军队,奉命攻取上海,但由于担任指挥的军官相当慎重,所以没有动手。他们说,攻取上海是他们征伐计划中的一着要棋,现在不过是暂时推迟一下而已。他们目前所有的船只很少,因此大概将从陆路来沪。当叛军抵沪时,若是碰到外国兵驻在徐家汇,或是租界外任何其他地点,我们衷心希望:我方不要违犯中立法,也不要采取任何会使太平军寒心的敌对行动,因为他们目前的态度对我们确实是友好的。如果把这种意气奋发具有独立精神的团体当作敌人对待,不仅是不公道,也是轻率的和错误的.他们在这一年中,已经从皇帝手里夺得一些最富庶的省份。他们有力量破坏上海方面的外国贸易,但也能同各国驻上海的代表订立暂行章程,使上海的外国贸易不致在目前形势下遭到破坏。譬如说,我们可以同叛军首领协议一种临时办法,使出产地区载运生丝的船只,持有正式通行证,并向天王缴付过境税后,便可通过平望及其他太平军驻扎的地点;我们相信这不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既然认识到太平军的力量,以及清政府目前的孱弱,我们便不能指望太平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在上海与浙江这些地方和我们做邻居,纵然最后胜负尚在未定之天,将来他们可能还不得不退出。
根据以上所述,在这一重大的革命运动中宗教因素显然有极大的关系。若是认为这一运动纯粹属于政治性质,而将宗教置于从属地位,那就大错特错。实际上决不是这回事,恰恰相反,宗教是政治的基础,是政治生命赖以持续的泉源。打倒偶像,建立对真种的崇拜,是太平军的目的;和驱除满人与征服全国一样,他们同样地全心全意求其实现。他们反对宋朝哲学家泛神论的观念,主张上帝人格化的学说;反对一胜多神论的见解,有着最明确的上帝唯一的概念。和佛教哲学中的宿命主义相反,他们相信并教导上帝主宰一切的道理。这一切都是极其明显的,只要和他们相处一个时期,就一定会得到这种印象。太平军感觉到自己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深信他们是在一个不会错误的主宰的引导之下,在执行任务中得到一种全能的力量的支持;这便是他们受到的灵感。胜利时,他们归功于天父对他们的仁慈;失败时,他们认为这是天父对他们的惩罚。他们相信上帝和他们在一起,不是作为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作为一位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君主,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温和地照顾他们的一切,亲手领导着他们。和运动开始的时候一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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