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而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也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学生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也风靡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可是,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一生荣辱所系,其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支离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得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所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