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到了3.5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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