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人的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一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的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的书房,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的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了几日,皇帝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反动”点的书呢?
原来,在编辑一部前无古人的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一个隐秘的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的一手。然而任何一个重大举措,只有“阳”的一手是绝对不够的。皇帝修此大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的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的“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么样。他需要一个通盘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了。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了一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的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的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语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事实能让人开窍。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制造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杀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击一猛掌,使这些颟顸的家伙惊醒。王锡侯案,正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说起来皇帝蓄意制造的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贯》的作者王锡侯这一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九次会试都落第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生计不继,只好写了这本《字贯》,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几个钱,却惹来杀身大祸。
皇帝的话永远是正确的,虽然他的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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