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与小学生的关系。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笔头。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中年之后，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为爱新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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