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各种因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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