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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