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赞叹,却听叶夫图申科接着说:“这位美国女士,当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剧作家。她告诉我,自从那次她跟她的那位苏联飞行员阿廖沙分手以后,依然时时刻刻思念着他。她到他的驻地、他的部队去找他,她逢人就问:‘我的阿廖沙呢?’可是人们摇摇头,好像谁都不认识他。后来她回国了,但她的心还留在这片雪原。她不相信能溶化西伯利亚积雪的爱情力量,会从此消失了,没有了。她不停地打听,不停地询问:‘我的阿廖沙呢?我的阿廖沙呢?’以至当她以后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时,一双无畏的绿眸也直视着这位威严的最高领袖,嘴里一字一句地问:‘我的阿廖沙呢?’”“斯大林没有回避这双眼睛,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同样望着她,对她说:‘你的阿廖沙是个好青年,我们委派给他更重要的任务了……’”“失踪了……”我终于恍然,再看举座各位,谁也没有出声。像风吹过田野,树叶在枝梢抖动般的自然,我们都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不同肤色下的不同血液,在一个敏感的痛点上流通了。
下意识地,我竟拿着刀叉在桌布上毫无意义地画起来。我画的是永远不变的一种几何图形——从童年时代起,每当我信手在纸上涂鸦我就这么画:半圆下面延伸出一个矩形。有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玩艺?”什么玩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我更不知道;却脱口而出:“一扇窗子。”
浪漫
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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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对象。他别出心裁,给了我个电话号码,让我自己找她“联系”。我觉得这种约会方式实在荒唐,于是就给她挂了个电话(我对于荒唐事有一定程度的偏爱)。
她的声音很好听,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象她的相貌也不错,尽管这不怎么保险。她说她知道我的情况,并说她马上就动身到我这儿来。她的学校离我这儿挺远,至少要倒三次车。我当然不能忍心让她受累,连忙劝她不要来,在学校等我去。她坚持说还是她来,我也说最好是我去——恰巧这时候电话断了。
再打。却打不通了。这一来我没了主意——我们的分歧还未解决,究竟是我去,还是她来?我犹豫了半天,认为第一次打交道,还是顺着她为好。
结果是,我空等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了电话——“我等了你好长时间。”她说。
我解释了一番,然后请她在电话还未断之前决定今天的见面地点。
“好像没有必要了。”她说。
“为什么?”
“我们俩都有点太精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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