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给学生带来财富，所以就受到欢迎，但是不能为此就降低文史哲这些冷门科目的重要性。国外的大学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的作用则往往有着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佛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学袍与市镇之争，在中国似乎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几百年，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府坚持着对世俗社会的抵抗。但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在南巡带来的一片春风中，毫不犹豫地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出去了，因为北大忘记了自己并非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也不是一个面向市场的集体，它推崇的应该是精神的建设与守候。

始终没有形成独立校格的中国大学，在面对90年代的经济诱惑时，纷纷放弃本来就缺少的贵族气息，他们迅速调整自我适应市场。房地产、金融、股票、管理、财经、计算机成了一所大学最炙手可热的专业，它们占据了大学中主要的经费。

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在与北京教育界的闲聊中，自嘲教育界之于政府，好比妓女之于嫖客，因为人家出钱，所以你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梅校长实在是不知足，那时大学的尖锐和自主性令多少今天的学者感慨。1992年，除了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迎来了一场暴风雨的洗刷，这其中掺杂了巨大的污泥。相比于梅校长的某种屈辱感，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则带着明显的快感。

牛津大学校长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