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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堂课我拿了零分，因为我在考卷上写了两个大字“狗屁”。

兄长捏着纸，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好像绿眼睛左左在伸懒腰时的模样。

“不爱画就不画罢。”

大赦天下，善解人意的好兄长体谅了任性的幼妹，与之相对的沙发上，我托着下巴，和他对望。

办公桌堆满文件，井井有条，白炽灯光让他的面孔白如雪，高挺鼻梁被眼镜夹出印子，在公司保持的一丝不苟的发，也不慎垂落几丝在眉骨。

繁琐公务中抽离，与我戏言几句后，他似乎有些疲倦，仰躺在软椅，半阖眼眸。

他最近又卷进恼人的工作，飞了几趟国外，没空捉弄我，偶尔落了闲，会提着我一起浇花，红的黑的黄的，目不暇接。

冷不丁，他问我：“听说你最近加入了戏剧社。”

他的犬牙一直在。

此刻他没有拿狭长的眼看我，我悄悄吐出一口气，欲盖弥彰地说：“是，最近在排戏，过不了多久就会正式演出，你有空来吗？”

闻言，他笑了笑，睁眼，饶有兴致：“什么戏？”

既不是四大悲剧也不是四大喜剧，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对被家族耽误的苦命鸳鸯。

比起这个，我更喜欢《仲夏夜之梦》，世人都该得到爱，不是吗？

但是固执的社长不同意，她一定要我演朱丽叶，她说她精通塔罗牌，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明白，我与朱丽叶有一样坎坷的命运。

一个不太美好的祝愿。

那瓶用巧克力代替的假死药递来时，我怔怔地，颇有点幼稚问社团成员：“真的有这样一种可以让人假死，瞒过所有人的药吗？”

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巧克力化在口舌间，我猜说“没有”的是悲观主义者，说“有”的是浪漫主义者。

于是我将这个问题抛给兄长。

“唔，”尽管是如此简单的问题，但他连夜不休，超负荷的大脑已然运转不来，所以他的表情有些难熬，昳丽的脸微皱，而后，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没有，也有。”

我不急于求证话中深意，譬如为何先否认，再承认，我一门心思扑在一周一次，与宋抑约好的会面上，借话剧社的幌子，我们早见了叁次面。

最艰难的开头，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拨开后台服装室的暗色窗帘，轻易找到在长椅假装看报的路人，和席位上漫不经心打量的观众。

我们坐在华丽，亦布满灰尘的旧戏服里，没有开灯，望着通风口射进房间的斜方形光亮，一点点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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