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黄宪、郭泰和徐稺（徐稚）。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著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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