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处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魏征的《十思疏》。“改革”、“兴作”,这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隋文帝时期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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