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见识了。”周建平道。
“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的计划经济了,你们做企业的是否感觉面临的压力更大一些?”徐继明问。
“这要看站在那个角度说,如果以前那种四平八稳的日子过惯了,什么都等靠要,生产计划要等上面下达,产品销售要等上面指定用户给指标,企业的原材料要等上面划拨,习惯于这种环境的人,无疑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周建平道。
“这么说来,也有感觉不到压力的?”徐继明对周建平的话很感兴趣。
“姐夫,建平就是在他们公司面临巨大销售压力时,临危受命担任了销售科长。”马兴伟道。
“哟,敢于临危受命,这很了不起呀!”徐继明赞赏道。
“我这位同学,不仅管理企业有一套,而且很有商业头脑,高中毕业后就独自一人闯广州,现在不仅把他们公司日渐萎缩的销售业绩提了起来,而且超过了公司销售的历史最好水平。”
“令人钦佩,是个人才。”徐继明赞口不绝。
“什么人才呀,我跟兴伟都只有高中学历,我们都没考上大学。”
“升学率那么低,没考上大学的多了,这不算什么。学历只是衡量人才的指标之一,实际工作能力才是全面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
“你还别说,现在政策放宽了,建平这样的人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要是放在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受到身份限制,建平早就受到了提拔,这说明虽然政策放宽了,但限制并未完全消除。”马兴伟道。
“怎么,难道......?”
“对,我家在农村,现在还是个临时工,也就是打工的。”周建平实言相告。
“嗨,体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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