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几天后的傍晚,俞琬在叔叔温兆祥的丝绸商行里收到了那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消息。
在那晚见到的多恩伯格和斯派达尔中将推荐下,叔叔和她被邀请参与接待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实业部长——大汉奸鲍思平。
“这是外交部刚发来的邀请函。”温兆祥将烫金信封推给她。
这位鲍思平是汪兆铭的老乡,五四时期他正入读燕京大学,当年在东交民巷的游行里,他是举着“外争国权”横幅的积极分子,为躲避北洋政府追捕,被家人送去东京帝国大学留学。
归国后,这位曾经的学生领袖依靠家中关系进入政界,在南京行政院担任秘书工作,由此也认识了上司周佛海。抗战爆发之时,在官场自认郁郁不得志的鲍成为“低调俱乐部”成员,主张与日本媾和。
1938年,鲍主动请缨潜入沦陷区的上海与日方商讨老上司投敌叛国的条件和办法,并签订了初步条款。
周佛海成功叛逃后,鲍作为居功至伟又精通日语的协调人,被委任为傀儡政府法律和实业部长,如今他是日本军部和汪周二人眼前的大红人。
温兆祥从抽屉里取出一迭剪报来:“这是近期他的行程,上月刚履新行政院副院长...”报纸上的鲍思平一身西装笑容可掬,正在伪政府大楼前陪同日本陆军中将检阅部队。
巴黎站随即把该消息发到重庆。
莫尔斯电码穿过硝烟弥漫的欧亚大陆,山城晨雾还未散尽时,这份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情报已摆在军统局长的办公桌上。
因截获“兰计划”、刺杀日军中将、和获取日太平洋战场空军部署的成绩每样都不可小觑,欧洲“飞鸟”的电报一经送达,就引起了最高委员会的注意。
那边的回复很快也很简短,就是两个字“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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