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破天惊。

“那么，戴熙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凭据吗？”我问。

戴鹤轩摇摇头：“戴以恒当时也是这么问的，可是戴熙却没回答，反而把他喝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清明上河图》是天子亲自收录进《石渠宝笈三编》的珍品，谁敢多嘴非议？他说短了一截，万一让皇帝听见，让他去把画补全，那可怎么办？”

这倒是真的，道光朝的文字狱虽没有乾隆朝那么严厉，但这些文人早被杀没了胆魄，噤若寒蝉，哪敢胡乱说话。

戴鹤轩继续道：“当天晚上，戴熙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写了幅字帖，写完以后，便把它收藏起来，从不公开示人——对了，就是跟他另外一件珍藏大齐通宝搁在一起。”

我有些不甘心：“那幅字帖里写的什么？有没有提到《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都说了从不公开示人了，别说外人，连他儿子戴以恒都没看见过。戴以恒在他的《醉苏斋笔记》里特意写了这段轶事，说他父亲把这副字帖藏得很紧，还告诫家里人说，除非《清明上河图》真相得白，才许戴家后世子孙公开此帖。戴以恒推测，自己父亲可能曾亲眼见过《清明上河图》的残本，与故宫本进行对照后，终于确定真本不全。戴熙是一位丹青名家，他发现这等秘密又不敢说，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留待后证。”

我大概能猜到戴熙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胆小怕事，却又爱惜自己名声。他写了字帖秘而不发，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是残本，戴家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证明戴熙才是这个秘密的第一发现人，既安全又青史留名。

戴鹤轩又道：“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他被迫投水自尽，大齐通宝从此消失，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字帖，也同时失踪，再无踪迹。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得以流传下来，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1951年国家鉴定《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忽然想到了戴熙的这个典故。不过那个时候政治气候特殊，我不敢乱发表意见，残本一说，我只跟鉴定组的组长郑振铎先生略微提及过，可惜证据不足，他未能尽信，没有正式提出讨论。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待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便找个借口回南京了。”

“残本之说，刘一鸣也不知道吗？”

“我没跟他提过，不过以他的嗅觉，肯定隐隐觉察到我戴家和《清明上河图》之间有什么渊源——不然他现在也不会专程把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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