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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战争中,我军劳师远征需要消耗巨额辎重,朝廷入不敷出,百姓积贫积弱。朕决定改变这种作战模式,通过掠夺敌人的牲畜粮草来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减轻后勤辎重的压力,提高前线部队的灵活性。”
从王恭厂出来后左战便有了这种想法,目前明朝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支撑对外掠夺扩张,所以他才决定放任喀尔喀部的哈尔巴拉继续东进,想通过这次较量检验新战略的可行性。
这种战略调整并非左战穷兵黩武,而是充分吸取了南宋的教训。南宋军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都非常强,可是长期的防守消磨了将士的意志,也拖垮了朝廷的财政,最终赵氏一族众叛亲离,崖山之后汉族再也没有后退的余地。
万历三大征也是佐证,蒙古、土司、倭寇的作乱虽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或是远在千里之外,但以明朝强大的特务机构和驿站系统,这些叛乱的迹象绝对可以第一时间上报到朝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神宗皇帝要等叛乱坐实了才发兵抗击?
其实不光是他,历朝历代的守成之君都不愿意轻言战事,能动口尽量不动手。究其原因还是战争的代价太大,不但从敌人那里得不到好处,还要消耗朝廷的财政,加重农民赋税和徭役,轻则导致国贫民弱,重则动摇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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