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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